刘同舫：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的历史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这一前提性问题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百年中国化发展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发展动力上两者具有同一性。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也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实践需要而诞生，也随实践变化而发展，中国现实问题的转换及其解决的客观要求是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实践动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动力必将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动力；实践动力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重大发展。在自觉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潜心总结其历史经验和规律、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理论成果及其指导的现代化实践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何以持续这一深层问题的关注。探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问题，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何能经久不衰地指导中国社会现实、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奥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遇已超过百年的关键节点，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问题，不仅有助于完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更有助于回答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关头，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继续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伟业。

一、启迪与反思：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本质上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可能、如何可能的前提性追问，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经验总结和未来展望等方面息息相关且更加深入的问题。发展动力问题之所以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是因为它揭示了作为历史事件、现实运动和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对象的多重身份及其成因。事物的发生、发展绝非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的研究虽相对较少，但也呈现出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实践决定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决定和推动力量源于中国实践。有学者在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因及其形成过程的考察中指出，它们分别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根源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时期面临的革命问题、思想僵化问题、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正是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具特点的实践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永恒主题，实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形态演变的第一动力。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大关系问题予以探讨，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立足于中国实践语境与中国主体立场的理论形态，其起源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的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于中国实践，其理论效果与发展程度经受中国实践的检验，中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的根本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实践的理论表现和出场形态。有学者以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为线索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这一理论发展与创新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推进。

第二，“精神创造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由某种精神力量所推动。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根源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础上大胆探索的勇气、科学求真的精神和对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总结及理论提升。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必然要求理论工作者自觉增强推进理论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以敏锐的观察力审视时代特征与时代问题，通过发扬自身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与时俱进是理论创新的观念动力，马克思主义不是将自身视为绝对或终极真理，而是要求以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依据科学进步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一与时俱进的理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观念动力。

第三，“综合作用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由一套包含多种要素的动力机制或动力系统所驱动。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发展的原因在于其内蕴一套完整的动力机制，人类实践活动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动力，时代主题和时代目标的转换是助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动力与外部条件，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品质是实现其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智慧与创新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因素。还有学者主张从内生型动力、外生型动力与联动型动力三个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的构成问题，并强调置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机制有着不同的侧重，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革命和阶级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推动力，等等。

上述三种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问题的分析与推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为学界探讨与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阐释路径，但也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的理论空间。

就“实践决定论”而言，重视实践在理论变革与思维发展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无疑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问题的本质与要害。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根本的观点，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与发展同样遵循实践逻辑，因此，“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说法本身并无问题，且构成关于理论何以产生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命题。从逻辑上看，论及根本动力理应阐明基本动力，若只谈“根本”不谈“基本”，只重主干而去枝叶，则难免存有阐释不全之嫌。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具有唯一性特质，能够直接被归结为实践，而基本动力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难以简单说明，这或许是学界多论及“根本”但不轻言“基本”的原因所在。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虽取决于中国实践，但无法脱离每一历史时期的国际环境与世界情势，从中国视野与中国立场出发将中国实践主题的变换及其需要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是恰当且必要的，但不能因此缺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球视野。

分析“精神创造论”可以看出，这一观点侧重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力量，将主体的精神创造过程与结果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具有合理性。但其解释路径与分析框架未能也无法脱离“实践”的视野，无论是以思维为直接对象的人类精神创造活动，还是对以思维成果为直接对象的创造性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抑或是立足时代发扬创新意识与精神，本质上仍未脱离实践的论域。这一观点认为人民群众的创新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毋宁说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力量和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并非脱离主体、直观反映实践的变化和要求就能实现，而是主体依据实践需要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结果。

“综合作用论”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的多样性，综合了前两种观点的合理之处，试图从系统论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予以全面解释与剖析，整体上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的多元图景，具有启发性。但这一观点所分析的基础动力、客观动力和内部动力之间存在交叉与重叠之处，不仅未能将不同动力之间的区别予以清晰区分，而且在系统论中的动力划分标准不统一，甚至可能导致对不同动力的认知混乱。

分析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首先应当解决动力的划分标准问题。学界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多维动力，我们理应在综合借鉴前人研究之优势、补足其短缺的基础上，以更加精准的划分标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予以归类，促使各种动力既不被疏漏也互不重复。无论出于逻辑自洽或是事实本身，对理论产生、发展和创新的动力予以区分的科学标准都应依据理论自身的性质及其萌生的实践环境。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应当被合理地归结为理论动力与实践动力两个维度。

二、理论动力：马克思主义

自我批判的内在特质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恩格斯曾在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他对美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以教条化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予以批判，并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不仅论述了不假思索与不以实际情况为转移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也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特质。正是这种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立足现实语境并内在要求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也曾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性的批判澄清了辩证法的批判意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批判和革命的本质蕴含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在自我批判理论特质的决定性影响和本质驱动下，马克思主义不仅拒斥对自身的任何形式的理论崇拜，而且要求在“运动”状态下、从“暂时性”方面对其予以批判性和革命性的锻造与丰富。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创新，衍生出各种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其中自然也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延续性和阶段性，以辩证发展的精神持续丰富与拓展自身的理论自觉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恒久动力。从理论与其创建者的关系来看，一种理论所具有的特质往往由其创建者所塑造或赋予，理论创建者所具有的学术秉性和个性特征潜藏于其阐发的思想或创造的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展现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秉性与个性特征，不仅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场”的世界，而且延伸至马克思主义向世界范围广布与发展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既有理论的坚持与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自我批判精神与自我超越意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与自我更新的理论特质。恩格斯曾就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理论前提进行解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以往人类思维成果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具有的继承意识与批判意识而兼具继承性、批判性和创新性，创始人在继承空想共产主义合理构想之际也对它们存在的理论缺陷予以革命性发展和批判性提升，进而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自我发展的理论特质。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曾将彻底的批判精神渗透于他所致力于创建的理论，他对当时故步自封的病态化理论进行猛烈且坚决地批判和抵制，并勇于揭露世俗世界拒斥“新思潮”的现象。世俗世界之所以拒斥“新思潮”，是因为“新思潮”不仅批判旧的世俗世界，而且批判观念的世界以及对批判的理论的批判，它要求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时不能存有对既有理论（包括自身）的“囫囵吞枣”的惰性态度，而“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无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和自我革新的自觉理论特质。

《共产党宣言》作为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纲领性著作，其以工人阶级的“圣经”形象预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此摆脱了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困境。基于这一著作的历史地位与理论贡献，后世频繁地显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式”崇拜与信仰。但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其理论的态度而言，这也绝非神圣化与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和说辞，他们始终保有对包括自身理论在内的全部理论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种神圣化的教义，应当予以不断丰富、发展乃至纠正，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就曾在基本肯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同时，不仅以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而且对部分“过时”的内容予以澄清和解释。值得明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以客观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理论态度，源于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实践性与革命性。因为并非所有理论都如马克思主义一般坚持以实践为基准和条件对自身予以批判性发展，它们可能以绝对真理自居，将理论运用过程中遭遇的难题和阻碍归因于现实问题而非理论本身。因此，诸多理论包括冠以“批判”的理论都并未理解批判的本意。“自我批判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必要中介，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是为了实现与客观实际和实践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以历史条件为转移而进行的内在革新恰恰是其理论特质的直观体现。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仍在发展中的历史进程的本质而言，无论其实现了怎样的创新与发展，根本上因其造就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全新理论形态进而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发展史。在此之前，不仅有作为理论源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阶段，而且也有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阶段。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与历史语境不尽相同，但促使理论发展的动力即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特质是始终如一并一以贯之的。

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并非是体系化的），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承担起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工作，再到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又至从毛泽东思想而开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一不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正是这一特质给予马克思主义以旺盛的理论生命力，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不断追寻真理，由相对真理不断趋近绝对真理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动力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动力的透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重要一支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当代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动力理应是而且必然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动力的总体表述，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不应被予以绝对化理解或单一化解释。驱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动力的内核具有稳定性，但其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的具体表现又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在发展过程中，因每一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差异性，表现为特殊的、具体的理论动力形态。在百年来的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被继承和发展，并凝练出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推动马克思主义突破各种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桎梏，形成不断开辟新境界的持久理论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使马克思主义打破苏联模式的僵化限制和教条主义形象，实现自身的理论变革，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种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形态，开创并拓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于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和批判发展的理论逻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接续提升理论高度、丰富理论内涵、更新理论形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始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动力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

三、实践动力：中国社会

现实问题的转换与解决

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动力相呼应，中国社会的实践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动力。正因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主题的不断更新与转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与理论内容的发展和创新。实践是认识世界、理论建构等思维活动发生的基础，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形态，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予以反思与破解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必然伴随着这一时代重大实践问题的转换与化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代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替代封建文明后所日益凸显的人类命运问题的觉察与求解。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处的时代，这个问题具体地或阶段性地表现为无产阶级愈益恶化的生存境况及其为改变现状而进行的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是理论思维关照现实问题的结果，是在总体致思人类命运问题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解放问题的开创性与阶段性回答。在马克思、恩格斯以理论指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他们始终密切关注实践的新变化、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并基于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的现实问题及时调整某些论断、看法和结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首创精神和实践品格。在马克思主义向世界范围内拓展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已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语境下，即使无产阶级解放问题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但在具体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遭遇了与其原初生成语境及实际情形不尽相同的问题。与此同时，俄国革命问题也呈现出特殊性与具体性。基于俄国实践的新情况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列宁不仅提出“一国胜利论”使俄国革命突破既定结论的限制，而且以帝国主义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新理解创造性地发展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同样遵循以实践逻辑为主导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指称或概念的提出与深化，源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其发展和创新自然也是由中国不断发展的实践问题所牵引与推动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已经被现实所证伪，而中国社会依旧面临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拥有了指导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从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得到了确认，但仍然存在从选择理论到运用理论的实践难题。教条主义者力图以生成于不同时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或俄国化的理论与经验为直接指导，导致中国革命遭遇了重大挫折。实践上的挫折进一步揭示和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在社会性质与实践主题全然不同于西欧以及俄国的中国，要想以马克思主义化解中国问题，必然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下考察中国的具体实际，把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特点的理论，从而指导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境况和实际问题所决定的。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显现的现实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直观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指向和目的，另一方面间接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实践动力。中国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条件，两者既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又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在以革命为实践主题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解决涉及革命成功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等问题的过程中增添了中国风格、中国特点，第一次实现了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结合并形成了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求解革命的系列问题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具体地、历史地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不仅逐渐澄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误解与模糊认知，澄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而且突破了苏联“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困局，促使“农村武装暴动，夺取城市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产生。伴随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进程得以实质性地推进。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依循中国实践重点的转移而变化，由以革命为重点转向以建设为导向，但由革命时期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却并未终止，反而因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问题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所激励，即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与中国实践再次结合的推动力。“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中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也由中国实践所证明，而正因这一“对”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包括发起这一运动的实践行动、造就的实践结果和影响）自然也构成其持续发展的实践动力之一。需要明确的是，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经验和积极成果才能作为推动其发展的动力而存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失败和曲折等历史教训作为从反面发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的动力同样存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反两面实践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因推动者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逻辑而与新中国初期的实践相结合，在创造性地解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也因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原则，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遭遇重大挫折。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曲折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及其塑造的以中国现实问题为转移的发展秉性，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

在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实践主题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问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仍需致力于回应与解决现实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导向实现自身的中国化发展。这一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予以化解，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基于发展生产力进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社会主义阶段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被予以重新思考，市场经济得以展现合理意义与价值；在人的存在、价值等微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哲学、主体性哲学的理论探讨中不断被用于启发新知，不断突破自身的理论边界和丰富理论内涵。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理论拓展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和国家经济实力跨越式发展为标志的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实践问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已经不同于物质生产能力相对贫乏的历史时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下实现进一步的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征中国现代化实践重心的重大转换，马克思主义由关注社会发展及其动力的经济问题转向保障持续性发展的政治问题以及由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的扩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紧密，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日益具有本质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推进过程中也不再只是思考与回应中国本身的实践问题，而且将理论视野放置于全球。伴随国际交往与全球体系的建构，世界性问题和人类性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实践动力。在中国实践问题与世界性问题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理论新境界，书写了理论新篇章，形成了以“五大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地推动着中国的社会实践和世界历史发展。

百年来，由本质上归属于理论和实践两大维度的多元动力所推动，马克思主义不仅历史性地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发生了关联，在理论与实践的转换中实现了重大发展，而且从根本上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理论实现了中国化，从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塑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内在气质，在中国实践的变化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作者信息

刘同舫，1966年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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